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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天

作者:汪曾祺

  这是一所私立中学,很小,只有三个初中班。地点很好,在福煦路。往南不远是霞飞路;往北,穿过两条横马路,便是静安寺路、南京路。因此,学生不少。学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。
  “校舍”很简单。靠马路是一带水泥围墙。有一座铁门。进门左手是一幢两层的楼房。很旧了,但看起来还结实。楼下东侧是校长办公室。往里去是一个像是会议室似的狭长的房间,里面放了一张乒乓球台子。西侧有一间房间,靠南有窗的一面凸出呈半圆形,形状有点像一个船舱,是教导主任沈先生的宿舍。当中,外屋是教员休息室;里面是一间大教室。楼上还有两个教室。
  “教学楼”的后面有一座后楼,三层。上面两层是校长的住家。底层有两间不见天日的小房间,是没有家的单身教员的宿舍。
  此外,在主楼的对面,紧挨围墙,有一座铁皮顶的木板棚子。后楼的旁边也有一座板棚。
  如此而已。
  学校人事清简。全体教职员工,共有如下数人:一、校长。姓赵名宗浚,大夏大学毕业,何系,未详。他大学毕业后就从事教育事业。他为什么不在银行或海关找个事做,却来办这样一个中学,道理不知何在。想来是因为开一个学堂,进项不少,又不需要上班下班,一天工作八小时,守家在地,下了楼,几步就到他的小王国——校长办公室,下雨连伞都不用打;又不用受谁的管,每天可以享清福,安闲自在,乐在其中。他这个学校不知道是怎样“办”的,学校连个会计都没有。每学期收了学杂费,全部归他处理。除了开销教员的薪水、油墨纸张、粉笔板擦、电灯自来水、笤帚簸箕、拖把抹布,他净落多少,谁也不知道。物价飞涨,一日数变,收了学费,他当然不会把钞票存在银行里,瞧着它损耗跌落,少不得要换成黄鱼(金条)或美钞。另外他大概还经营一点五金电料生意。他有个弟弟在一家五金行做事,行情熟悉。
  他每天生活得蛮“写意”。每天早起到办公室,坐在他的黑皮转椅里看报。《文汇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新民报》,和隔夜的《大晚报》,逐版浏览一遍。他很少看书。他身后的书架上只有两套书,一套《辞海》;还有一套——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一套书:吴其癋的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。看完报,就从抽屉里拿出几件小工具,修理一些小玩意,一个带八音盒的小座钟,或是一个西门子的弹簧弹子锁。他爱逛拍卖行、旧货店,喜欢搜罗这类不费什么钱而又没有多大用处的玩意。或者用一个指甲锉修指甲。他其实就在家里呆着,不到办公室来也可以。到办公室,主要是为了打电话或接电话。他接电话有个习惯。电话铃响了,他拿起听筒,照例是先用上海话说:“侬找啥人?”对方找的就是他,他不马上跟对方通话,总要说:“请侬等一等”,过了一会,才改用普通话说:“您找赵宗浚吗?我就是……”他为什么每次接电话都要这样,我一直没有弄明白。是显得他有一个秘书,第一次接电话的不是他本人,是秘书,好有一点派头?还是先“缓冲”一下,好有时间容他考虑一下,对方是谁,打电话来多半是为什么事,胸有成竹,有所准备,以便答复?从他接电话的这个习惯,可以断定:这是一个精明的人。他很精明,但并不俗气。
  他看起来很有文化修养。说话高雅,声音甜润。上海市井间流行的口头语,如“操那起来”,“斜其盎赛”,在他嘴里绝对找不到。他在大学时就在学校的剧团演过话剧,毕业后偶尔还参加职业剧团客串(因此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),现在还和上海的影剧界的许多人保持联系。我就是因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,由一位文学戏剧界的前辈介绍到他的学校里来教书的。他虽然是学校的业主,但是对待教员并不刻薄,为人很“漂亮”,很讲“朋友”,身上还保留着一些大学生和演员的洒脱风度。每年冬至,他必要把全体教职员请到后楼他的家里吃一顿“冬至夜饭”,以尽东道之谊。平常也不时请几个教员出去来一顿小吃。离学校不远,马路边上有一个泉州人摆的鱼糕米粉摊子,他经常在晚上拉我去吃一碗米粉。他知道我爱喝酒,每次总还要特地为我叫几两七宝大曲。到了星期天,他还忘不了把几个他乡作客或有家不归的单身教员拉到外面去玩玩。逛逛兆丰公园、法国公园,或到老城隍庙去走步九曲桥,坐坐茶馆,吃两块油氽鱿鱼,喝一碗鸡鸭血汤。凡有这种活动,多半都是由他花钱请客。这种地方,他是一点也不小气吝啬的。
  他已经三十五岁,还是单身。他曾和一个女演员在外面租了房子同居了几年,女演员名叫许曼诺。因为他母亲坚决反对他和这个女人结婚,所以一直拖着(他父亲已死,他对母亲是很孝顺的)。有一天一清早他去找这个演员,敲了半天房门,门才开。里面有一个男人(这人他也认识)。他发现许曼诺的晨衣里面什么也没有穿!他一气之下,再也不去了。但是许曼诺有时还会打电话来,约他到DDS或卡夫卡司①去见面。那大概是许曼诺生活上遇到了困难,来求他给她一点帮助了。这个女人我见过,颇有丰韵,但是神情憔悴,显然长期过着放纵而不安定的生活。她抽烟,喝烈性酒。
  他发胖了。才三十五岁就已经一百六十斤。他很知道,再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,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大胖子(我们见过他的遗像)。因此,他节食,并且注意锻炼。每天中午由英文教员小沈先生或他的弟弟陪他打乒乓球。会议室那张乒乓球台子就是为此而特意买来的。
  二、教导主任沈先生。名裕藻,也是大夏大学毕业。他到这所私立中学来教书,自然是因为老同学赵宗浚的关系。他到这所中学有年头了,从学校开办,他就是教导主任。他教代数、几何、物理、化学。授课量相当于两个教员,所拿薪水也比两个教员还多。而且他可以独占一间相当宽敞明亮的宿舍,蛮适意。这种条件在上海并不是很容易得到的。因此,他也不必动脑筋另谋高就。大概这所中学办到哪一天,他这个教导主任就会当到哪一天。
  他一辈子不吃任何蔬菜。他的每天的中午饭都是由他的弟弟(他弟弟在这个学校读书)用一个三层的提梁饭盒从家里给他送来(晚饭他回家吃)。菜,大都是红烧肉、煎带鱼、荷包蛋、香肠……。每顿他都吃得一点不剩。因此,他长得像一个牛犊子,呼吸粗短,举动稍欠灵活。他当然有一对金鱼眼睛。
  他也不大看书,但有两种“书”是必读的。一是“方块报”①,他见到必买,一是还珠楼主的《蜀山剑侠传》。学校隔壁两三家,有一家小书店,每到《蜀山剑侠传》新出一集,就在门口立出一块广告牌:“好消息,《蜀山剑侠传》第××集已到!”沈裕藻走进店里,老板立即起身迎接:“沈先生,老早替侬留好勒嗨!”除了读“书”,他拉拉胡琴。他有一把很好的胡琴,凤眼竹的担子,声音极好。这把胡琴是他的骄傲。虽然在他手里实在拉不出多大名堂。
  他没有什么朋友,却认识不少有名的票友。主要是通过他的同学李文鑫认识的,也可以说是通过这把胡琴认识的。
  李文鑫也是大夏毕业的。毕业以后,啥事也不做。他家里开着一爿旅馆,他就在家当“小开”。这是那种老式的旅馆,在南市、十六铺一带还可见到。一座回字形的楼房,四面都有房间,当中一个天井。楼是纯粹木结构的,扶梯、栏杆、地板,全都是木头的,涂了紫红色的油漆。住在楼上,走起路来,地板会格吱格吱地响。一男一女,在房间里做点什么勾当,隔壁可以听得清清楚楚。客人是三教九流,什么人都有。李文鑫就住在帐房间后面的一间洁净的房间里,听唱片,拉程派胡琴。他是上海专拉程派的名琴票。他还培养了一个弹月琴的搭档。这弹月弹的是个流浪汉,生病因在他的旅馆里,付不出房钱。李文鑫踱到他房间里,问他会点什么,——啥都不会!李文鑫不知怎么会忽然心血来潮,异想天开,拿了一把月琴:“侬弹!”这流浪汉就使劲弹起来,——单弦绷。李文鑫不让他闲着,三九天,弄一盆冰水,让这流浪汉把手指头弹得发烫了,放在冰水里泡泡——再弹!在李文鑫的苦教之下,这流浪汉竟成了上海滩票界的一把数一数二的月琴。这流浪汉一个大字不识,挺大个脑袋,见人连话都不会说,只会傻笑,可是弹得一手好月琴。使起“窜儿”来,真是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。而且尺寸稳当,板槽瓷实,和李文鑫的胡琴严丝合缝,“一眼”不差,为李文鑫的琴艺生色不少。票友们都说李文鑫能教出这样一个下手来,真是独具慧眼。李文鑫就养着他,带着他到处“走票”,很受欢迎。
  李文鑫有时带了几个票友来看沈裕藻,因为这所学校有一间会议室,正好调嗓子清唱。那大都是星期天。沈裕藻星期天偶尔也同我们一起去逛逛公园,逛逛城隍庙,陪赵宗浚去遛拍卖行,平常大都是读“书”,等着这些唱戏朋友,李文鑫认识的票友都是“有一号”的。像古森柏这样的名票也让李文鑫拉来过。古森柏除了偶尔唱一段《监酒令》,让大家欣赏欣赏徐小香的古调绝响外,不大唱。他来了,大都是聊。盛兰如何,盛戎如何,世海如何,君秋如何。他聊的时候,别的票友都洗耳恭听,连连颔首。沈裕藻更是听得发呆。有一次,古森柏和李文鑫还把南京的程派名票包华请来过。包华那天唱了全出《桑园会》(这是他的代表作,曾灌唱片)。李文鑫操琴,用的就是老沈的那把凤眼竹担子的胡琴(这是一把适于拉西皮的琴)。流浪汉闭着眼睛弹月琴。李文鑫叫沈裕藻来把二胡托着。沈裕藻只敢轻轻地蹭,他怕拉重了“出去”了。包华的程派真是格高韵雅,懂戏不懂戏的,全都听得出了神,鸦雀无声。
  沈裕藻的这把胡琴给包华拉过,他给包华托过二胡,他觉得非常光荣。
  三、英文教员沈福根。因为他年纪轻,大家叫他小沈,以区别于老沈——沈裕藻。学生列他“小沈先生”。他是本校的毕业生。毕业以后卖了两年小黄鱼,同时在青年会补习英文。以后跟校长赵先生讲讲,就来教英文了。他的英文教得怎么样?——不晓得。
  四、史地教员史先生。史先生原是首饰店出身。他有一桩艳遇。在他还在首饰店学徒的时候,有一天店里接到一个电话,叫给一家送几件首饰去看看,要一个学徒送去。店里叫小史去。小史拿了几件首饰,按电话里所说的地址送去了。地方很远。送到了,是一座很幽静的别墅,没有什么人。女主人接见了他,把他留下了。住了三天(据他后来估计,这女主人大概是一个军阀的姨太太)。他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,还常常津津乐道地谈起这件事。一谈起这件事,就说:“毕生难忘!”我看看他的模样(他的脸有一点像一张拉长了的猴子的脸),实在很难想象他曾有过这样的艳遇。不过据他自己说,年轻时他是蛮漂亮的。至于他怎么由一个首饰店的学徒变成了一个教史地的中学教员,那谁知道呢。上海的许多事情,都是蛮难讲的。
  五、体育教员谢霈。这个学校没有操场,也没有任何体育设备(除了那张乒乓球台子),却有一个体育教员。谢先生上体育课只有一种办法,把学生带出去,到霞飞路的几条车辆行人都较少的横马路上跑一圈。学生们很愿意上体育课,因为可以不在教室里坐着,回来还可以买一点甜咸“支卜”、檀香橄榄、蜜饯嘉应子、苔菜小麻花,一路走,一路吃着,三三两两地走进学校的铁门。谢行生没有什么学历,他当过兵,要过饭。他是个愤世嫉俗派,什么事情都看透了。他常说:“什么都是假的。爷娘、老婆、儿女,都是假的。只有铜钿,铜钿是真的!”他看到人谈恋爱就反感:“恋爱。没有的。没有恋爱,只有操×!”他生活非常俭省,连茶叶都不买。只在一件事上却舍得花钱:请人下棋。他是个棋迷。他的棋下得很臭,但是爱看人下棋。一到星期天,他就请两个人来下棋,他看。有时能把上海的两位围棋国手请来。这两位国手,都穿着纺绸衫裤,长衫折得整整齐齐地搭在肘臂上。国手之一的长衫是熟罗的,国手之二的是香云纱。国手之一手执棕竹拄杖,国手之二手执湘妃竹骨子的折扇。国手之一留着小胡子,国手之二不留。他们都用长长的象牙烟嘴吸烟,都很潇洒。他们来了,稍事休息,见到人都欠起身来,彬彬有礼,然后就在校长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摆开棋局,对弈起来。他们来了,谢先生不仅预备了好茶好烟,还一定在不远一家广东馆订几个菜,等一局下完,请他们去小酌。这二位都是好酒量,都能喝二斤加饭或善酿。谢先生为了看国手下棋,花起钱不觉得肉痛。
  六、李维廉。这是一个在复旦大学教书的诗人的侄子,高中毕业后,从北平到上海来,准备在上海考大学。他的叔父和介绍我来的那位文学戏剧前辈是老朋友,请这位前辈把他介绍到这所学校来,教一年级算术,好解决他的食宿。这个年轻人很腼腆,不爱说话,神情有点忧郁。星期天,他有时到叔叔家去,有时不去,躲在屋里温习功课,写信。
  七、胡凤英。女,本校毕业,管注册、收费、收发、油印、接电话。
  八、校工老左。住在后楼房边的板棚里。
  九、我。我教三个班的国文。课余或看看电影,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,或陪一个天才画家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,说一些海阔天空,才华迸发的废话。吃了一碗加了很多辣椒的咖喱牛肉面后,就回到学校里来,在“教学楼”对面的铁皮顶木棚里批改学生的作文,写小说,直到深夜。我很喜欢这间棚子,因为只有我一个人。除了我,谁也不来。下雨天,雨点落在铁皮顶上,乒乒乓乓,很好听。听着雨声,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。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:我现在在上海。雨已经停了,分明听到一声:“白糖莲心粥——!”
  星期天,除非有约会,我大都随帮唱影,和赵宗浚、沈裕藻、沈福根、胡凤英……去逛兆丰公园、法国公园,逛城隍庙。或听票友唱戏,看国手下棋。不想听也不想看的时候,就翻《辞海》,看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——这是一本很有趣的著作,文笔极好。我对这本书一直很有感情,因为它曾经在喧嚣历碌的上海,陪伴我度过许多闲适安静的辰光。
  这所中学里,忽然兴起一阵跳舞风,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举办舞会。这是校长赵宗浚所倡导的。原因是:一、赵宗浚正在追求一位女朋友。这女朋友有两个妹妹,都是刚刚学会跳舞,瘾头很大。举办舞会,可以把这两个妹妹和她们的姐姐都吸引了来。
  赵宗浚新认识的女朋友姓王,名静仪。史先生、沈福根、胡凤英都称呼她为王小姐。她人如其名,态度文静,见人握手,落落大方。脸上薄施脂粉,身材很苗条。衣服鞋子都很讲究,是经过精心挑选的,但乍一看看不出来,因为款式高雅,色调谐和,不趋时髦,毫不扎眼。她是学音乐的,在一个教会学校教音乐课。她父亲早故,一家生活全由她负担。因为要培养两个妹妹上学,靠三十岁了,还没有嫁人。赵宗浚在一个老一辈的导演家里认识了她,很倾心。他已经厌倦了和许曼诺的那种叫人心烦意乱的恋爱,他需要一个安静平和的家庭,王静仪正是他所向往的伴侣。他曾经给王静仪写过几封信,约她到公园里谈过几次。赵宗浚表示愿意帮助她的两个妹妹读书;还表示他已经是这样的岁数了,不可能再有那种火辣辣的、罗曼蒂克的感情,但是他是懂得怎样体贴照顾别人的。王静仪客客气气地表示对赵先生的为人很钦佩,对他的好意很感谢。
  她的两个妹妹,一个叫婉仪,一个叫淑仪,长得可一点也不像姐姐,她们的脸都很宽,眼眼分得很开,体型也是宽宽扁扁的。雅气未脱,不大解事,吃起点心糖果来,声音很响。王静仪带她们出来参加这一类的舞会,只是想让她们见见世面,有一点社交生活。这在她那样比较寒素的人家,是不大容易有的。因此这两个妹妹随时都显得有点兴奋。
  二、赵宗浚觉得自己太胖了,需要运动。
  三、他新从拍卖行买了一套调制鸡尾酒的酒具,一个赛银的酒海,一个曲颈长柄的酒勺,和几十只高脚玻璃酒杯,他要拿出来派派用场。
  四、现有一个非常出色的跳舞教师。
  这人名叫赫连都。他不是这个学校里的人,只是住在这个学校里。他是电影演员,也是介绍我到这个学校里来的那位文学戏剧前辈把他介绍给赵宗浚,住到这个学校里来的,因为他在上海找不到地方住。他就住在后楼底层,和谢霈、李维廉一个房间。——我和一个在《大晚报》当夜班编辑的姓江的老兄住另一间。姓江的老兄也不是学校里的人,和赵宗浚是同学,故得寄住在这里。这两个房间黑暗而潮湿,白天也得开灯。我临离开上海时,打行李,发现垫在小铁床上的席子的背面竟长了一寸多长的白毛!房间前面有一个狭小的天井,后楼的二三层和隔壁人家楼上随时会把用过的水从高空泼在天井里,哗啦一声,惊心动魄。我因此给这两间屋起了一个室名:听水斋。
  赫连都有点神秘。他是个电影演员,可是一直没有见他主演过什么片子。他长得高大、挺拔、英俊,很有男子气。虽然住在一间暗无天日的房子里,睡在一张破旧的小铁床上,出门时却总是西装笔挺,容光焕发,像个大明星。他忙得很。一早出门,很晚才回来。他到一个白俄家里去学发声,到另一个白俄家里去学舞蹈,到健身房练拳击,到马场去学骑马,到剧专去旁听表演课,到处找电影看,除了美国片、英国片、苏联片,还到光陆这样的小电影院去看乌发公司的德国片,研究却尔斯劳顿和里昂·巴里摩尔……他星期天有时也在学校里呆半天,听票友唱戏,看国手下棋,跟大家聊聊天。聊电影,聊内战,聊沈崇事件,聊美国兵开吉普车撞人、在马路上酗酒胡闹。他说话富于表情,手势有力。他的笑声常使人受到感染。
  他的舞跳得很好。探戈跳得尤其好,曾应邀在跑狗场举办的探戈舞表演晚会上表演过。
  赵宗浚于是邀请他来参加舞会,教大家跳舞。他欣然同意,说:
  “好啊!”
  他在这里寄居,不交房钱,这点义务是应该尽的,否则就太不近人情了。
  于是到了星期天,我们就哪儿也不去了。胡凤英在家吃了早饭就到学校里来,和老左、沈福根把楼下大教室的课桌课椅都搬开,然后搬来一匣子钢丝毛,一团一团地撒在地板上,用脚踩着,顺着木纹,使劲地擦。赵宗浚和我有时也参加这种有趣的劳动。把地板擦去一层皮,露出了白茬,就上蜡。然后换了几个大灯泡,蒙上红蓝玻璃纸。有时还挂上一些绉纸彩条,纸灯笼。
  到了晚上,这所学校就成了一个俱乐部。下棋的下棋,唱戏的唱戏,跳舞的跳舞。
  红蓝灯泡一亮,电唱机的音乐一响,彩条纸灯被电风扇吹得摇摇晃晃,很有点舞会的气氛。胡凤英从后楼搬来十来只果盘,装着点心糖果。越宗浚捧着赛银酒海进来,着手调制鸡尾酒。他这鸡尾酒是中西合璧。十几瓶汽水,十几瓶可口可乐,兑上一点白酒。但是用曲颈长柄的酒勺倾注在高脚酒杯里,晶莹透亮,你能说这不是鸡尾酒?
  音乐(唱片)也是中西并蓄,雅俗杂陈。肖邦、华格那、斯特劳斯;黑人的爵士乐、南美的伦摆舞曲,夏威夷情歌;李香兰唱的《支那之夜》、《卖糖歌》;广东音乐《彩云追月》、《步步高》;上海的流行歌曲《三轮车上的小姐》、《你是一个坏东西》;还有跳舞场里大家一起跳的《香槟酒气满场飞》。
  参加舞会的,除了本校教员,王家三姊妹,还有本校毕业出去现已就业的女生,还有胡凤英约来的一些男女朋友。她的这些朋友都有点不三不四,男的穿着全套美国大兵的服装,大概是飞机场的机械士;女的打扮得像吉普女郎。不过他们到这里参加舞会,还比较收敛,甚至很拘谨。他们畏畏缩缩地和人握手。跳舞的时候也只是他们几个人来回配搭着跳,跳伦摆。
  赫连都几乎整场都不空。女孩子都爱找他跳。他的舞跳得非常的“帅”(她们都很能体会这个北京字眼的全部涵意了)。脚步清楚,所给的暗示非常肯定。跟他跳舞,自己觉得轻得像一朵云,交关舒服。
  这一天,华灯初上,舞乐轻扬。李文鑫因为晚上要拉一场戏,带着弹月琴的下手走了。票友们有的告辞,有的被沈裕藻留下来跳舞。下棋的吃了老酒,喝着新泡的龙井茶,准备再战。参加舞会的来宾陆续到了,赫连都却还没有出现——他平常都是和赵宗浚一同张罗着迎接客人的。
  大家正盼望着他,忽然听到铁门外人声杂乱,不知出了什么事。赶到门口一看,只见一群人簇护着赫连都。赫连都头发散乱,衬衫碎成了好几片。李维廉在他旁边,夹着他的上衣。赫连都连连向人群拱手:“谢谢大家!谢谢大家!”
  “呒不啥,呒不啥!大家全是中国人!”
  “侬为中国人吐出一口气,应该谢谢侬!”
  一个在公园里教人打拳的沧州老人说:“兄弟,你是好样儿的!”
  对面弄堂里卖咖喱牛肉面的江北人说:“赫先生!你今天干的这桩事,真是叫人佩服!晏一歇请到小摊子上吃一碗牛肉面消夜,我也好表表我的心!”
  赫连都连忙说:“谢谢,谢谢!改天,改天扰您!”人群散去,赫连都回身向赵宗浚说:“老赵,你们先跳,我换换衣服,洗洗脸,就来!”说着,从李维廉手里接过上衣,往后楼走去。
  大家忙问李维廉,是怎么回事。
  “赫连都打了美国兵!他一人把四个美国兵全给揍了!我和他从霞飞路回来,四个美国兵喝醉了,正在侮辱一个中国女的。真不像话,他们把女的衣服差不多全剥光了!女的直叫救命。围了好些人,谁都不敢上。赫连都脱了上衣,一人给了他们一拳,全都揍趴下了。他们起来,轮流和赫连都打开了boxing①,赫连都毫不含糊。到后来,四个一齐上。周围的人大家伙把赫连都一围,拥着他进了胡同。美国兵歪歪倒倒,骂骂咧咧地走了。真不是玩意!”
  大家议论纷纷,都很激动。
  围棋国手之一慢条斯理地说:“是不是把铁门关上?只怕他们会来寻事。”
  国手之二说:“是的。美国人惹不得。”
  赵宗浚出门两边看看,说:“用不着,那样反而不好。”沈福根说:“我去侦察侦察!”他像煞有介事,蹑手蹑脚地向霞飞路走去。过了一会,又踅了回来:“呒啥呒啥!霞飞路上人来人往。美国赤佬已经无影无踪哉!”
  于是下棋的下棋,跳舞的跳舞。
  赫连都换了一身白法兰绒的西服出来,显得格外精神。今天的舞会特别热烈。
  赫连都几乎每支曲子都跳了。他和王婉仪跳了快三步编花;和王淑仪跳了《维也纳森林》,带着她沿外圈转了几大圈;慢四步、狐步舞,都跳了,他还邀请一个吉普女郎跳了一场伦摆。他向这个自以为很性感的女郎走去,欠身伸出右手,微微鞠躬,这位性感女郎受宠若惊,喜出望外,连忙说:“喔!谢谢侬!”
  王静仪不大跳,和赵宗浚跳了一支慢四步以后,拉了李维廉跳了一支慢三步圆舞曲,就一直在边上坐着。
  舞会快要结束时,王静仪起来,在唱片里挑了一张《La-paloma》①,对赫连都说:“我们跳这一张。”赫连都说:“好。”
  西班牙舞曲响了,飘逸的探戈舞跳起来了。他们跳得那样优美,以致原来准备起舞的几对都停了下来,大家远远地看他们俩跳。这支曲子他们都很熟,配合得非常默契。赫连都一晚上只有跳这一次舞是一种享受。他托着王静仪的腰,贴很很近;轻轻握着她的指尖,拉得很远,有时又撒开手,各自随着音乐的旋律进退起伏。王静仪高高地抬起手臂,微微地侧着肩膀,俯仰,回旋,又轻盈,又奔放。她的眼睛发亮。她的白纱长裙飘动着,像一朵大百合花。
  大家都看得痴了。
  史先生(他不跳舞,但爱看人跳舞,每次舞会必到)轻声地说:“这才叫跳舞!”
  音乐结束了,太短了!
  美的东西总是那样短促!
  但是似乎也够了。
  赵宗浚第一次认识了王静仪。他发现了她在沉重的生活负担下仍然完好的抒情气质,端庄的仪表下面隐藏着的对诗意的、浪漫主义的幸福的热情的、甚至有些野性的向往。他明明白白知道:他的追求是无望的。他第一次苦涩地感觉到:什么是庸俗。他本来可以是另外一种人,过另外一种生活,但是太晚了!他为自己的圆圆的下巴和柔软的、稍嫌肥厚的嘴唇感到羞耻。他觉得异常的疲乏。
  舞会散了,围棋也结束了。
  谢霈把两位国手送出铁门。
  国手之一意味深长地对国手之二说:“这位赫连都先生,他会不会是共产党?”
  国手之二回答:
  “难讲的。”
  失眠的霓虹灯在上海的夜空,这里那里,静静地燃烧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1983年7月25日北京酷暑挥汗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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