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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


  苏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,他父亲晋京赶考。落第之后,到江淮一带游历,母亲在家管教孩子。这段期间内,家中发生一件事,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,都有记载。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。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,政权落入阉宦之手,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。贪婪,纳贿,勒索,滥捕无辜,是经常有的。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,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,竟不惜冒生命之险,上书弹劾奸党。改革与抗议之声,此起彼落,调查与审讯之事,层出不穷。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,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,或遭皮肉之苦,或遭迫害折磨,或遭谋杀丧命。

 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,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,名叫范滂,而苏询的妻子正教儿子读的就是《范滂传》。

  建宁二年,送大诛党人,诏下急捕滂等。督邮吴导至县,抱诏书,闻传舍伏床而泣。滂闻之,日:“必为我也。”即自诣狱。县令郭揖大惊,出解印缓,弓怖俱亡,日:“天下大矣,子何为在此?”滂日:“滂死则祸塞,何敢以罪累君,又令老母流离乎!”其母就与之诀。滂由母日:“仲博孝敬,足以供养,滂从龙舒君归黄泉,存亡各得其所。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,勿增感戚!”母日:“汝今得与李、杜齐名,死亦何恨!既有令名,复求寿考,可兼得乎?”滂跪受教,再拜而辞。顾谓其子日:“吾欲使汝为恶,则恶不可为;使汝为善,则我不为恶。”行路闻之,莫不流涕。时年三十三。

  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,问道:“妈,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人,您愿不愿意?”母亲回答道:“你若能做范滂,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?”

  东坡六岁入学。这个私塾不算小,有学童一百多人,只有一个老师,是个道士。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,很快就显露出来,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,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。那个学生是陈太初,后来也考中科举,但是出家做了道士,一心想求道成仙去了。陈大初在晚年时,一直准备白昼飞升。一天,他去拜访一个朋友。朋友给他食物金钱。他出门之后,把那食物金钱全散与穷人,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,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,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间世。几天之后,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。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。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,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,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。但是死人说了话:“没关系,我可以自己搬运。”他立起身来,自己走到野外,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。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士的“白昼飞升”。

  幼年时,苏东坡在读书之外,富有多方面的兴趣。下学之后,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。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,不得捕捉鸟雀。因此之故,数年之后,鸟雀知道在庭园里不会受害,有的就在庭园的树枝上做巢,低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。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,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,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。

  有时,有官员经过眉山镇,到苏家拜访,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。家里于是忙乱一阵,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,到菜园去摘菜、宰鸡,好治筵席待客。这种情形在孩子里,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  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。他和弟弟辙也常到村中去赶集,或是在菜园中掘土。一天,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,既晶莹光泽,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。他们敲击之下,发出清脆金属之声。他们想用做砚台,非常合用。砚台必须用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,要善于吸收潮湿,并且善于保存潮湿。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。一个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。好砚台是文人书桌子上的重要物品,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。父亲给孩子一个砚台,他必须保存直到长大成人,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,祝将来文名大噪。

  据有些文字记载,苏东坡十岁时,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。在他那篇《黠鼠赋》里,我们找到了两句。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个狡猾的小老鼠,掉入一个瓦瓮里,假装已死,等把瓮倒在地上,便急速逃去,这样把人欺骗过。大约也正在此时,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,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。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膊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,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。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,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,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,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。国内太平无事,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,辽,西夏,这些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,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。在这样朝廷之下,贤良之臣在位,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思宠,侍奉皇帝,点缀升平。正是在这个时候儿,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、范仲淹等人的大名,当下深受到鼓舞。幸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,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。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未完成的诗句,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,供现代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,直觉、狂想相结合,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病的结构形态。苏东坡倒丝毫没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。

  苏东坡十一岁时,进入中等学校,认真准备科举考试。为应付考试,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,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,在班上背诵时,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,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。肯发愤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。背书时不仅仅注重文章的内容、知识,连文字措词也不可忽略,因为作文章用的字汇就是从此学来的。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,饱学之士读来,便有高雅不凡之乐。这是一种病好相投者的共用语言。读者对作者之能写此等文章,心怀敬佩,自己读之而能了解,亦因此沾沾自喜。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,是由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,此种暗示比明白真说更为有力动人,因为一语道破,暗示的魅力便渺不可得矣。

  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。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,书未加标点,要学生予以标点,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。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。苏东坡读书时也就是用这种方法。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,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事故暗喻等典故,稍加思索,这种读书方法,自有其优点。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,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,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。这样用功方法,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,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,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,他决不会茫无头绪,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。再者,在抄书之时,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。

 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,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,但是在苏东坡时,书籍的印刷早已约有百年之久。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人毕升所发明。方法是把一种特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,字刻好之后,胶泥变硬;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树胶的金属盘子上,字板按行排好之后,将胶加热,用一片平正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的字板上,使各字面完全平正。印书完毕之后,再将树胶加热,各字板便从金属盘上很容易脱落下来,予以清洗,下次再用。

 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,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。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。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。当年那种考试,要符合某些标准,须要下过某等的苦工夫,要有记住事实的好记忆力,当然还要一般正常的智力。智力与创造力过高时,对考中反是障碍,并非有利。好多有才气的作家,像词人秦少游,竟而一直考不中。苏洵的失败,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上。诗的考试,须要有相当的艺术的雅趣,措词相当的精巧工稳,而苏洵则主要重视思想观念。因为读书人除去教书之外,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,父亲名落孙山而归,必然是懊恼颓丧的。

 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,老辈倚床而听,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,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。这样,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,因初学者读经典,自然有好多困难。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,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,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,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,仿佛搭上新箭,令儿子再射一样。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,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,受伤的荣誉心便不药而愈。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,在熟记经史,在优秀的书法上,恐怕已经胜过乃父,而雏风清于老风声了。后来,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经说,苏洵天赋较高,但是为人子的苏东坡,在学术思想上,却比他父亲更渊博。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,自己虽未能考中,若因此对儿子高中还不能坚信不疑,那他才是天下一大痴呆呢。说这话并非对做父亲的有何不敬,因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,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,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,我们并非不知。

  对苏东坡万幸的是,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醇朴风格,力诫当时流行的华美靡丽的习气;因为后来年轻的学子晋京赶考之时,礼部尚书与礼部主试欧阳修,都决心发动一项改革文风运动,便藉着那个机会,把只耽溺于雕琢文句卖弄词藻的华美靡丽之文的学子,全不录取。所谓华美靡丽的风格,可以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之词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,以求文章之美。在此等文章里,很难找到一两行朴质自然的句子。最忌讳指物直称其名,最怕句子朴质无华。苏东坡称这种炫耀浮华的文章里构句用字各自为政,置全篇效果于不顾,如演戏开场日,项臂各挂华丽珠宝的老姬一样。

  这个家庭的气氛,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。各种图书插列满架。祖父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,因为次子已官居造务监裁,为父者也曾蒙思封赠为“大理评事”。此等官爵完全是荣誉性的,主要好处是使别的官员便于称呼。有时似乎是,求得这么一个官衔刻在墓志铭上,这一生才不白过——等于说一个人若不生而为士绅,至少盼望死得像个士绅。若不幸赶巧死得太早,还没来得及获得此一荣耀,死后还有一种方便办法,可以获得身后赠予的头衔。其实在宋朝,甚至朝廷正式官员,其职衔与真正职务也无多大关系。读者看苏家的墓志铭,很容易误以为苏东坡的祖父曾任大理评事,甚至做过太傅,而且误以为他父亲也做过太子太傅——其实这些荣耀头衔都是苏辙做门下侍郎时朝廷颁赠的。苏东坡这时有个叔父做官,两个姑母也是嫁给做官的。因此他祖父和外祖父都拥有官衔,一个是荣誉的,另一个是实际的,刚才已经说过。

  在苏家,和东坡一齐长大一齐读书而将来也与他关系最密切的,就是他弟弟辙,字子由。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,是苏东坡这个诗人毕生歌咏的题材。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,患难时相扶助,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,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。甚至在中国伦理道德之邦,兄弟间似此友爱之美,也是绝不寻常的。苏子由生来的气质是恬静冷淡,稳健而实际,在官场上竟尔比兄长得意,官位更高。虽然二人有关政治的意见相同,宦海浮沉的荣枯相同,子由冷静而机敏,每向兄长忠言规劝,兄长颇为受益。也许他不像兄长那么倔强任性;也许因为他不像兄长那么才气焕发,不那么名气非凡,因而在政敌眼里不那么危险可怕。现在二人在家读书时,东坡对弟弟不但是同学,而且是良师。他写的一首诗里说:“我少知子由,天资和且清,岂独为吾弟,要是贤友生。”子由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上说:“我初从公,赖以有知。抚我则兄,诲我则师。”

  走笔至此,正好说明一下三苏的名字。根据古俗,一个中国读书人有几个名字。除去姓外,一个正式名字,在书信里签名,在官家文书上签名,都要用此名字。另外有一个字,供友人口头与文字上称呼之用。普通对一个人礼貌相称时,是称字而不提姓,后而缀以“先生”一词。此外,有些学者文人还另起雅号,作为书斋的名称,也常在印章上用,此等雅号一旦出名之后,人也往往以此名相称。还有人出了文集诗集,而别人也有以此书名称呼他的。另外有人身登要职,全国知名,人也以他故乡之名相称的。如曾湘乡,袁项城便是。

  老苏名询字明允,号老泉,老泉是因他家乡祖莹而得名。长子苏轼,字子瞻,号东坡,这个号是自“东坡居士”而来,“东坡居士”是他谪居黄州时自己起的,以后,以至今日,他就以东坡为世人所知了。中国的史书上每以“东坡”称他而不冠以姓,或称东坡先生。他的全集有时以溢法名之,而为《苏文忠公全集》,宋孝宗在东坡去世后六十年,赠以“文忠公”溢法。文评家往往以他故乡名称而称他为“苏眉州” 。 小苏名辙字子由,晚年隐居,自称“颖滨遗老”。因而有人称他为“苏颖滨”。有时又因其文集为《奕城文集》而称之为“苏奕城”。奕城距北平以南之正定甚近,苏姓远祖二百年前,是自奕城迁至眉州的。

  一个文人有那么多名字,对研究中国历史者颇以为难,苏东坡在世时,当时至少有八人同叫“梦得”,意思是在母亲怀孕前,都曾梦到在梦中得了儿子。

  东坡在十六岁时,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,使他家和他母亲的娘家关系紧张起来,也使他父亲的性格因而略见一斑。事情是,苏东坡的父亲把东坡的姐姐许配给东坡外婆家东坡的一个表兄,在中国家庭里这是常有的。而今去古已远,我们无法知道详情,但是新娘在程家并不快乐。也许她受程家人折磨,总之,不久去世。经过的情况激起苏洵的恼怒。似乎这个新儿媳的公公是个大坏蛋。苏洵写了一首诗,暗含毒狠的字眼儿,为女儿之死而自责。然后,他露了一手非常之举。他编了一个家谱,刻在石头上,上面立了一个亭子。为庆祝此一盛事,他把苏姓全族请到,他要在全族面前,当众谴责他妻子家。在全族人已经奠酒祭告祖先之后,苏询向族人说,村中“某人”——暗指他妻子的兄长——代表一个豪门,他已经弄得全村道德沦丧;他已然把幼侄赶走,独霸了家产;他宠妾压妻,纵情淫乐;父子共同宴饮喧哗,家中妇女丑名远播;一家是势力小人,欺下媚上,嫌贫爱富;家中车辆光亮照眼, 贫穷的邻人为之侧目而视, 他家金钱与官场的势力可以左右官府;最后是,“是三十里之大盗也。吾不敢以告乡人,而私以戒族人焉。”东坡的父亲自然把妻子的娘家得罪到底了,不过他已经准备与这门亲戚根本断绝关系,所以他又告诉两个儿子永远不要和那个表兄来往。这件事发生之后四十多年内,东坡兄弟二人一直没有和那个表兄程之才有往还。不过老泉逝世之后,苏氏兄弟和外婆家别的表兄弟,倒保持了很好的亲戚关系。苏洵的对豪门挑战与当众对豪门的谴责,略微显示出他激烈的性格,他的疾恶如仇,他儿子东坡在晚年时也表现出了这种特性。

  东坡的母亲当然为这件事很不快,也为自己的小女儿很伤心。在这一场亲戚冲突之中,她究竟是站在娘家那一方,还是站在自己的亡女这一方,这就很难猜测了。前面已经提过,这位母亲是个受过良好教养的,她父亲在朝为官,而且官位不低。据我们所知,她曾经反抗家中那份金钱势力的恶习气,至少反对她哥哥的邪恶败德的行为。她可以说是受了伤心断肠的打击,身体迅速坏下去。

  在中国流行一个很美妙的传说,说苏东坡有一个虽不甚美但颇有才华的妹妹。她颇有诗才,嫁了一位词家,也是苏东坡的门下学士,秦观。故事中说,她在新婚之夜,拒绝新郎进入洞房,非要等新郎作好了她出的一副对子才给他开门。那个上联很难对,秦观搜索枯肠,终难如意,正在庭院里十分焦急的走来走去,苏东坡却助了他一臂之力,他才对上了下联。另有故事说这一对情侣曾作奇妙的回文诗,既可顺着读,又可以倒着读,更可以成为一个圆圈读。在此等故事里,据说苏东坡曾经向他妹妹说:“妹若生为男儿,名气当胜乃兄。”这虽然是无稽之谈,人人却都愿相信。但不幸的是,我们找不到历史根据。在苏东坡和弟弟子由数百封信和其它资料之中,虽然多次提到秦观,但是我始终没法找到他们有什么亲戚关系的踪迹。苏东坡当代数十种笔记著作之中,都不曾提到苏东坡还有个妹妹。再者,秦观在二十九岁并且已经娶妻之后,才初次遇见苏东坡。苏东坡的妹妹,即便真有此一位才女,在秦观初次遇见苏东坡时,她已然是四十左右的年纪了。这个故事后来越传越广越逼真,成了茶余酒后最好的趣谈。此等民间故事之受一般人欢迎,正是以表示苏东坡的人品多么投好中国人的瘾好。

  不过,苏东坡倒有一个堂妹,是他的初恋情人,而且毕生对伊人念念不忘。东坡的祖父去世之后,他父亲远游归来,他的叔叔和家属也回来奔丧。这时堂兄堂妹颇有机会相见,也可以一同玩耍。据苏东坡说,伊人是“慈孝温文”。因为二人同姓,自然联姻无望,倘若是外婆家的表妹,便没有此种困难了。后来,此堂妹嫁与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。以后,苏东坡在旅游途中,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。在堂妹家盘桓的那些日子,东坡写了两首诗给她。那两首颇不易解,除非当做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。当代没有别的作家,也没有研究苏东坡生平的人,曾经提到他们特殊的关系,因为没人肯提。不过,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之时,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,他写信给儿子说“心如刀割”。在他流放归来途经靖江之时,堂妹的坟就在靖江,他虽然此时身染重病,还是挣扎着到坟上,向堂妹及其丈夫致祭。第二天,有几个朋友去看他,发现他躺在床上,面向里面墙壁,正在抽搐着哭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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